文艺批评 | 张慧瑜：逆向流动的主体、社会治理与发展传播学 ——从《山海情》看现实主义影视剧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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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初在各大卫视和视频平台播映的《山海情》广受观众好评，被盛赞为“山海相逢，史诗再生”。本文作者张慧瑜老师从社会治理和发展传播学的角度把《山海情》放在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史的脉络下来解读，分别讨论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山海情》与80年代形成的路遥式的乡村书写之间的辩证关系。《山海情》既延续了后者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叙事，又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改写了这种传统；二是从这部剧中反思中国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剧中逆向流动的主体（下乡干部、技术专家、乡村教师等）、依靠行政力量动员基层群众整体搬迁和异地重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帮扶西部地区等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实践，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有着密切关系；三是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关注传播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用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来表现脱贫攻坚的政策就是一种发展传播学，只是与那种携带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学不同，中国的主题创作影视剧更强调用影视等文化传播手段介入社会建设，这种积极参与式的宣传模式来自于根据地时代，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普遍发展传播经验。20世纪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如何把这些经验变成有主体性的中国故事，需要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从中国革命和改革内部来总结中国实践。

本文原刊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感谢作者张慧瑜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公众号发表！

张慧瑜

逆向流动的主体、社会治理与

发展传播学——

从《山海情》看现实主义影视剧的社会功能

2015年，中国实施“脱贫攻坚战”【1】，到2021年初宣布“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2】。近代以来，摆脱积弱积贫的状态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核心任务。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取得显著提高，但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也产生了城乡差距拉大、东部/西部区域不平衡等发展难题。从1986年开始，中国自上到下建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借助国家和行政力量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随着2015年启动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扶贫题材电视剧也成为主题剧创作的重要类型，2021年初在各大卫视和视频平台播映的《山海情》是近些年最成功的扶贫剧，这部“土得掉渣”的农村剧以其原生态的方言效果和众多一线明星的精彩演绎广受好评，被认为是“山海相逢，史诗再生”【3】。本文从社会治理和发展传播学的角度把这部剧放在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史的脉络下来解读，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探讨《山海情》与80年代形成的路遥式的乡村书写之间的辩证关系，《山海情》既延续了这种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叙事，又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改写了这种传统；二是从这部剧中反思中国脱贫攻坚的治理经验，这些逆向流动的主体（下乡干部、技术专家、乡村教师等）、依靠行政力量动员基层群众整体搬迁和异地重建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帮扶西部地区等都是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实践，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有着密切关系；三是发展传播学关注传播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用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来表现脱贫攻坚的政策就是一种发展传播学，只是与这种携带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学不同，中国的主题创作影视剧更强调用影视等文化传播手段介入社会建设，这种积极参与式的宣传模式来自于根据地时代，是一种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发展传播经验。20世纪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如何把这些经验变成有主体性的中国故事，需要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从中国革命和改革内部来总结中国实践。

《山海情》海报

一、以乡村为主体与另一种发展视角下的中国故事

20世纪的中国故事主要以乡土中国为核心展开，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是中国追求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任务。从五四时代开始，中国被指认为乡土中国，到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乡村空间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造，再到七八十年代之交新的现代化图景展开。可以说，改变乡村和农民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基础。

一百余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中大致形成了四种乡土书写的模式。第一种是发现乡土，把乡土书写为他者之地。五四时期，在西方、现代和城市的位置上指认中国为落后的、非现代的乡土文明，出现了最早的乡土文学和农村研究。在文学上，主要是鲁迅的“故乡”模式和沈从文的“湘西”模式，前者是把乡土中国指认为需要被打碎的“铁屋子”【4】，后者是把故乡变成原生态的、浪漫的空间。同样都是现代视角下的传统乡村，但对乡村的态度不同，鲁迅是站在现代、启蒙视角来批判乡村的封建性和压迫感，沈从文则把乡村表现为现代之外的诗意之所，是女性化的、自然化的空间。与这种文学化的故乡相伴随的是社会学科视野下的两种中国农村形象，一种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中的乡村，如写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把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小社群，从经济、宗教、礼俗等层面勾画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把农村作为遭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空间，集中体现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5】。不管是文学中的乡村，还是社会学科视角下的乡村，中国都是一个非城市的、非现代化的乡土中国。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费孝通著，戴可景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乡土中国》

费孝通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年版

第二种是走向民间、参与和改造乡土社会，这是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立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通过非政府的民间社团和协会对乡村进行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改造，来缓和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农村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开辟根据地建设，通过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来完成对农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造。在这场彻底改变农村结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了以农村为主体的革命叙事。这些农村题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以一个村庄的变化作为中国的隐喻，从乡村内部展开的叙述，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等【6】；二是故事的主线是土地改革、阶级斗争和农业合作化道路等政治、经济议题，叙述的起点经常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作队从外部来到村庄开始，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三是鼓励青年人扎根农村，重点呈现农业生产、集体劳动的场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充满期待，如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金光大道》等；四是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参与到同时期进行的政治、社会实践，是文艺介入政治、文艺成为社会治理的中介。这些以乡村为主体、以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为内核的作品在50年代到70年代又被称为人民文艺，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乡村现代化的尝试。

晏阳初

梁漱溟

陶行知

第三种是离开乡土、走向城市，这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时代形成的现代化视角下的乡村叙事，农村再度成为五四时代的落后空间，是需要被启蒙的地方，也是被现代化、城镇化抛弃和掏空的对象。在这种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革命乡村叙事向80年代的现代化乡村叙事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以路遥为代表的发展主义乡村故事。路遥的文学带有双重性，一方面路遥的书写是对赵树理、柳青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延续了人民文学以乡土为主体的叙述模式【7】，另一方面又代入了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维度。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农村的形象既是温暖的、坚实的、浪漫的、劳作的大地，也是贫穷的、落后的、没有希望的欠发达空间，因此，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成为路遥笔下农村青年们最大的梦想。“进城”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接受教育、读书获得学历，完成从农民向知识分子或者干部身份的转变，如《人生》中的高中生高加林一心想进城成为干部，二是以招工的方式进工厂或者进城打工，如《平凡的世界》中高中毕业的孙少平最终到国营煤矿当了工人。有趣的是，在路遥的小说中经常会采用浪漫主义文学的“灰姑娘”模式，让高阶层的女性爱上低阶层的男性来实现阶层的逆袭，这是一种特殊的男版“灰姑娘”故事。

《人生》，路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版

《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四种模式是城乡互助的乡村叙事。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出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逆城市化趋势。从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取消农业税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从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国务院扶贫办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社会建设、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乡村现代化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乡村不再是城里人眼中的“诗和远方”，而是城乡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空间。电视剧《山海情》讲述的就是这种城乡互助、东西部协作扶贫的农村发展，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贫困乡村如何发家致富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呈现了改革开放的另一重面向。对于缺少各种资源、自然环境差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来说，恰好是80年代以来无法像沿海地区那样实现经济发展，不是“先富的地区”，在这种背景之下，《山海情》呈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种经验，就是欠发达地区借助国家、地方行政资源完成自身发展的机制。在叙事模式上，《山海情》回收和改写了80年代启蒙视角下的乡村故事。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一样，《山海情》也有马得福、马得宝兄弟，考上农校的马得福与李水华的恋爱关系也像《人生》中高加林与农村姑娘刘巧珍的设定。《人生》、《平凡的世界》中农家子弟渴望城市、现代化，《山海情》里的年轻人也向往外面的世界。在电视剧的第一集马得宝带着几个小伙伴和逃婚的李水华一起“私奔”，就像80年代的经典短篇小说《哦，香雪》一样，火车是现代文明的使者，马得宝们去看火车，尝试登上火车，离开贫瘠的家乡，到远方寻找未来，这种落后农村与发达城市（外部世界）的想象是典型的80年代的文化空间隐喻。

从这些都能看出《山海情》与以路遥为代表的80年代乡土文学的呼应关系，但是，《山海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国家和政治组织视角的出现。电视剧的第一集就是马得福陪着扶贫办主任张树成返回涌泉村，马得福虽然像80年代的高加林那样，农校毕业后成为县城干部，但他没有留在县城工作，而是被借调到扶贫办，成为一名下乡的扶贫干部，后来长期担任闽宁村的党支部书记。自此之后，马得福成为带领、动员村民搬迁、致富的基层干部。这种从县城到乡村的返乡模式又回到了周立波、赵树理和柳青的传统，一个土改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从外部进入乡村，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组织者和中介；第二，贫困的原因不同。80年代以来有两种贫困，一种是落后的、未发展的偏远地区，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制造的贫困，城乡发展速度不同，城市把农村掏空，城市越发展，农村越贫困。剧中所采取的是第一种贫困，涌泉村是一望无际的、自然环境恶劣的戈壁滩，这种自然、地理原因带来的天然贫困，采取的致富策略也是村庄整体移民和搬迁，改变不适宜的生存环境；第三，发展理念不同。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也有两种思路，一种80年代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在地现代化，二是90年代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这部剧采用的是第三种方式，是依靠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力量，从优势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输血，这是一种非市场化的逆向调配资源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山海情》用路遥的乡村叙述讲述了一个新的发展、改革和现代化的故事。电视剧的结尾，年轻人都长大了，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变成了城里的中产阶层，曾经被抛弃的家乡也没有变成荒漠或者废墟，而成了绿色生态的海洋，这一方面以一个村庄为代表显示了贫困地区/西部脱贫攻坚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百余年的乡村中国有了一个曲终奏雅的光明结尾，不再是鲁迅式的铁屋子和路遥式的城乡焦虑，而是一种已然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这是一种新的中国经验。

二、逆向流动的主体与扶贫治理的中国经验

《山海情》主要讲述宁夏省贫困地区西海固涌泉村90年代以来在政府号召下易地整体搬迁、并在福建省对口支援下脱贫致富的故事。这种以一个村庄为叙述主体的模式来自于人民文艺的传统，涌泉村既是中国的基层单位，也是当代中国的隐喻。这种从戈壁滩的涌泉村到绿意盎然的闽宁村的“山乡巨变”，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扶贫攻坚工作来完成的，从中可以看出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

这种中国式扶贫的经验是为了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解决方法延续了中国革命中积累的群众路线和有组织化的基层建设的经验。《山海情》主要反映了两种扶贫政策，一种是地方政府进行易地搬迁、整体安置，体现在涌泉村从大山里搬到更适宜发展、也靠近城市的平原地带，这需要地方政府协调各种资源才能实现，第二种是东部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西部地区，这需要中央政府协调全国资源，让先富起来的区域带动后富的区域，90年代福建省对口支援的是西部的宁夏自治区。这样两种政策都依靠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行政和组织能力，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介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随着七八十年代之交农村地区在政治上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向政社分开的乡镇政府制度转型，在经济上从集体化、组织化的乡村经济模式转变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模式，乡村社会的行政力量逐渐从经济领域退出，这某种程度上造成90年代面对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乡村基层权力开始弱化，乡村社会也处在人才、资本流失的状态。与这种状态不同，《山海情》呈现了组织化、行政化力量对农村社会的改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层干部用政治的方式恢复基层社会治理；二是，逆向流动的主体把资源回流到乡村。

《山海情》中的马得福（黄轩饰）

首先，通过组织化的力量来建设乡村社会。相比路遥式的乡村叙事把个人的进城作为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那么《山海情》所选择的是村干部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道路。剧中最重要的基层干部是男主马得福。马得福既是80年代走出农村的高加林，又是返回农村成为扶贫干部的返乡青年。中国的干部不是一般的科层化官僚或者专业主义的职员，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大多拥有共产党员的政党身份；二是具有一专多能的综合素质，既有专业技能，又是各项全能，即便是村主任也能管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干部是落实党的政策的执行人，也是解决人民实际问题的能人，遇到问题时既能坚持原则，又能掌握灵活性；四是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为自己谋私利，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评价，如剧中意外去世的扶贫干部张树成，没有用自己的权力为家人提供帮助，其儿子还是临时工，这就是百姓眼中的好干部。涌泉村脱贫的第一步是动员村民搬迁，这对于扶贫干部马得福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村民从吊庄移民点逃回来、完不成移民指标的背景下，扶贫主任张树成和马得福主张召开村民大会，用动员会的方式再次向群众宣传移民搬迁的重要意义。在会议之前马得福说服做村长的父亲来想办法，而父亲的办法是做老村长的思想工作。在群众大会上，村里具有道德威望的老村长主动参加移民搬迁，在老村长和马得福父亲的模范带头作用下，移民搬迁指标顺利完成。在村民搬到吊庄村之后，吊庄村的重建既涉及到通水通电、开荒浇地等日常生产和生活，也涉及到帮助村民发家致富的问题，在福建扶贫副县长陈金山的帮助下，村民通过养殖蘑菇来致富。还有一次村民大会是动员剩余的村民整体搬迁到闽宁村，因为要抛弃祖坟和世代居住的地方，这遭到村庄老人们的抵制，马得福的做法依然是求助于父亲，父亲讲述了涌泉村两大家族本土李氏与外来的马姓之间融合相处的故事，马得福通过耐心说服李氏辈份最长的老人，为了年轻人获得更好的未来，老人们同意搬迁。这种村干部组织、村民参与讨论的大会形式，是政治说服和民主化的过程，这种群众大会的模式来自于根据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中摸索出来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而遇到困难和危险，党员、干部主动带头也是基层群众动员经常采用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马得福作为基层干部的中介意义非常重要，他是上级政策能否落实的关键，也是村民意见及时向上级反映的代表，马得福需要细致入微地向群众说服国家政策，也需要向上级软磨硬泡以获得政策支持。

其次，借助组织力量完成社会资源配置的逆向流动。流动是社会学的经典主题，一般指社会阶层和人员的流动，主要是从底层向上层、从农村向城市的正向流动，这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出走”的社会法则，也是个体改变命运、实现城市梦的现代故事，但是在《山海情》中出现了“逆向流动的主体”，如携带着行政、科技、文化、教育等资源的扶贫干部、下乡干部、科技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他们从城市、东部逆向流动到乡村和西部，这种反发展主义的流动方式弥补了城乡、东西部的差距。第一类逆向流动的主体是扶贫干部、驻村干部、下乡的基层干部，最典型的就是马得福。第二类是掌握科技、农业技术的专业知识分子。剧中福建干部陈金山请在宁夏做菌草科研项目的专家凌一农传授双孢菇种植产业技术，一开始对蘑菇不熟悉的农民并不敢尝试种植，《山海情》详细展示了农民接受这种新技术的过程。种植前掌握先进技术的专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种植后也提供技术指导，给农民解除了不懂专业技术的后顾之忧。村民也不愿意贷款种植，害怕承担风险，马得福采用的办法是动员自己的弟弟马得宝和好朋友李水花先来种植，他们起带头作用。在种植过程中，分散经营的小农无法抵御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出现了价格波动，这会伤害种植户的利益和种植积极性，这也需要马得福、凌一农动用行政资源来帮助种植户打通销售渠道，为小农经济提供技术和行政保护。蘑菇种植就体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的转变，让基层群众掌握内生性的专业技术。这种组织、技术与群众的结合是一种中国式的技术推广经验。第三类逆向流动的主体是教育工作者。剧中有一位小学教师白老师，作为一位知青，他劝说学生读书，通过考学来改变命运。他在涌泉村培养了无数学生，虽然是涌泉村的外乡人，但是白老师受到百姓尊敬。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白老师把现代知识、文化传授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他的作用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很多事件的协调者，包括青年人的人生选择，也会找白老师商量。正是白老师以及不断支教的青年大学生，使得基层也有知识分子，这是改善乡村文化环境的重要力量。

这些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主体来自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偏远的、落后的乡村地区去创建根据地。面对非现代、非城市、没有现代技术、也没有现代文化的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在乡村社会发动土地革命，让农民完成经济和社会翻身，另一方面用扫盲、教育等方式使农民实现政治和文化翻身，也就是翻心。然后再借助群众路线、群众运动，使得这些落后的、愚昧的主体组织成有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的主体，这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农村贫困、农民贫穷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初心。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区域依然是一穷二白的乡村，这就需要不断地把资源、人力等从中心城市向乡村地区进行逆向流动，如遍布城乡的电影放映员和邮递员，实现了把文艺、信息等传播给普通民众的制度安排，包括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流动的主体又形成另一种主体状态，就是培育扎根基层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如下乡干部、下乡文艺工作者、知识青年、邮递员、电影放映员、赤脚医生、代课老师、基层通讯员、技术员等来自于基层、服务基层的科技、医疗、文化工作者。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逆向流动成为城乡互助、信息普及、文化共享的制度基础，“将非现代的群众社会化、主体化，使其成为理性的、现代的主体”【8】，这些都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形成、并延续至今的社会制度。在2015年的脱贫攻坚战中，有超过1800人牺牲在基层，正是这些逆向流动的主体使得信息、文化、技术与基层群众产生密切的互动，这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和中国式的扶贫模式。

《山海情》剧照

三、发展传播学与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创作

如果说这部剧表现了中国式扶贫和发展的故事，那么这部剧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是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把大众传媒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媒介基础，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大力借助大众传媒来传播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的理念，以促进自身从欠发达的、落后的状态也完成向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

发展传播学的出现有三个背景，一是二战之后，面对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发展成为这些新兴国家的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为了回应以苏联为代表的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完成国家现代化的路线，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用和平、改良的发展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的路线，发展传播学也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9】；二是这种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总结的发展传播学，回避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一方面把现代化“中性”化为一系列衡量国家、经济、社会的客观指标，另一方面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普世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也能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这正是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试图揭示的“真相”，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欠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为前提的，或者说欠发达国家虽然获得国家独立，但在经济、文化上依然与前殖民地国家有主动和被动的依附关系；三是发展传播学凸显技术和现代媒介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中介性，如电影、电视等现代媒介向落后地区和人传播技术。发展传播学的代表作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讨论的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问题，通过农业技术的传播来帮助非洲等落后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特别探讨现代技术被农民接受的问题，使用了哪些传播模式和传播技巧，如分析“埃及村庄饮用纯净水的研究”、“哥伦比亚农村的农业创新-扩散研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建立光伏扩散网络”、“埃及婴儿脱水夭折事件”等案例【10】。从这里看，《山海情》也是一种发展传播学，是用电视剧这种大众媒介来推广发展的理念，而且从《山海情》中可以看出很多技术推广、政策扶贫等多重方式来改善贫困地区的经验。但是与这些相信新技术、现代理念向落后地区扩散的发展主义专家不同，《山海情》的发展经验来自于中国20世纪革命与改革的历史，是一种借助政党、国家等组织力量和“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等措施来完成的普惠式发展。不是技术专家凌一农直接向农民传播先进技术，而是依靠一系列中介，如福建扶贫副县长陈金山、基层干部马得福和乡村教师白老师。如果没有这些基层干部以及在地的知识分子组织群众、与群众一起谋发展，是很难实现村民整体搬迁和异地社会重建的。

《创新的扩散》（第五版），[美]E.M.罗杰斯著，

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山海情》的剧本来自于真实的扶贫案例，是主创团队根据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实地调研的素材创作而成。宁夏永宁县有一个闽宁镇，是西海固贫困群众90年代移民搬迁到贺兰山脚下，在福建对口支援下完成了荒滩改造和家园重建的地方。剧中的很多角色都有原型人物，如扶贫干部张树成的原型是闽宁镇党委书记李双成，在工作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以身殉职；姚晨扮演的吴月娟的原型是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从1997年开始到2007年退休负责闽宁协作工作，40多次到宁夏，亲身经历了移民吊庄、坡改梯、井窖建设、劳务输出、菌草推广、联办医院、援建学校等每一个福建援宁项目，就连每一批援宁挂职干部也由林月婵送去和接回；还有农业专家凌一农的原型是福建农林大学的专家林占熺，菌草技术发明人，被誉为“世界菌草技术之父”，攻克“菌林矛盾”，研究菌草生态治理，把菌草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2021年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马得福的原型是闽宁村第一任村支书谢兴昌，剧中住地窝子、蘑菇滞销等情节都是谢兴昌的真实经历。这种以典型人物和事迹为原型进行主题剧创作是一种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模式。

典型本来是文学批评的术语，如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是恩格斯所总结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1】，赵树理、柳青、路遥等都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这种文学创作领域的典型性在新闻领域同样存在，在党报、党刊等党媒中也把抓典型、塑造典型作为主题报道的重点。与之类似，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也通过塑造典型人物进行文化宣传。之所以在新闻和文艺领域强调这种典型性报道和创作有两个目的，一是对典型人物和事例进行表彰和表扬，如把英雄、模范变成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或影视剧，二是把典型人物、事迹作为示范来推广，具有社会治理功能。在这里，文学、影视都参与到新闻宣传中，是重要的传播媒介。这种典型性的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创作有这样几种特征：一是，树立典型是为了政策宣传，树立典型的意义是让群众更好地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在革命年代，文学是最具有大众效应的传播媒介，现实主义文学成为重要的宣传手段；在50年代到70年代，电影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那些表现工农兵基层生产和生活故事成为电影宣传的重心；80年代以来，电视剧是最具大众性的媒介，这些现实主义电视剧也被作为重要的宣传方式；二是典型来自于基层和地方经验，把这种地方经验抽象化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样板，是传播和推广一种制度经验，典型性带有地方治理的作用；三是寻找典型、树立典型，往往需要新闻记者、作家、编剧“身体力行”，到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对于记者而言是下基层，对于作家来说是深入生活，对于编剧来说是体验生活，这既是一种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类似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式的工作，也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地调研精神的体现。

这种典型报道和现实主义文学、影视剧都是让新闻、文艺更主动地介入、参与到现代化实践和经济发展中，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发展传播学。而新闻记者、作家、编剧所采取这种实地调研式的写作方式，也是一种新闻、文艺的逆向流动，通过向偏远的乡村、边缘地区流动来完成对这些区域的新闻、文艺的再现，进而传播这些偏远地区的发展经验，从而实现用文艺、文化来推广中国经验的功能。另外，电视剧《山海情》的出品方是拍摄制作过《北平无战事》《琅琊榜》《伪装者》《欢乐颂》《大江大河》《都挺好》《清平乐》《我是余欢水》等精品剧的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邀请民营公司参与到“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创作，也是一种用市场化的机制完成主旋律题材的生产。与50年代到70年代所采用国家出资、国家组织文艺生产的宣传模式不同，这种国家宣传与民营影视公司结合的文艺生产方式，更有助于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作品

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核心命题，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尝试解决贫困落后状况的重要方式。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化，而是哪种发展模式更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国情。面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既有的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困境，甚至国家发展失败的例子在亚非拉地区成为一种常态。中国在20世纪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主动或被动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现代化之路，尤其是依靠政党组织和国家协调的力量来追求一种普惠性的、人民共享的现代化，这就包括借助行政力量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协调城乡、东西部的不平衡发展等扶贫攻坚的特殊制度安排，这种欠发达地区整体脱贫的中国方案其实是一条更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因此，文艺工作者需要有足够的自信和敏感来发掘和总结这些中国经验，这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中国式发展故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本文原刊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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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国政府网，2015年第35号国务院公报。

[2]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年2月25日。

[3]参见毛尖：《山海相逢，史诗再生》，微信公号“保马”，2021年3月8日。

[4]参见张慧瑜：《异乡人与“少年故乡”的位置——对鲁迅〈故乡〉的重读》，《粤海风》2009年第5期。

[5]参见周展安：《农民问题、生产关系论与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脉络——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思想和政治动能》，《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6]参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1-138页。

[7]参见李云雷：《我们为何怀念路遥?》，《收藏界》2012年第11期。

[8]参见张慧瑜：《触摸二十世纪的基层传播文化经验线索》，《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13日。

[9]参见王维佳：《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健康传播——重访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0]参见[美]E.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第五版），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译，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109-357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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